关于一部纪录片的闲聊（文/胡庶）
我个性中有个奇怪的地方，就是我闲聊开玩笑时滔滔不绝，一说正经话就张不开嘴。为了自己不难受，我就以闲聊代替自述吧。
我不太喜欢和专家讨论片子风格手法之类的话，但我爱听一般观众说"嗯，还看得下去。“每次我在家里放我拍的片子时，我母亲总是中途打盹，看《我不要你管》时，我把她摇醒了三次，最后一次她说，"我们能不能明天接着看。”所以，有家里人的这种态度垫底，我在外面也就没太敢讲自己是拍纪录片的。
我拍纪录片，或者说对影像的爱好起源于我对中国历史中一个小小问题的兴趣。我一直对一件事很好奇，就是中国古代的人是如何上厕所的。而我能读到的历史书中的所有文字，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给我描述清楚。这造成了我对文字的失望，转而追求图像的东西。所以我可能是复旦新闻系历届学生中文笔最糟的一个，也是我的纪录片很少用解说词的原因；但70分钟版本的《我不要你管》是一个例外，原来剪出来的2个小时版本，画外音只有现在的1/3。后来给不少人（不是影视圈的）观看，看了都说很多地方没交待清楚，他们有很多问题，让我解释来解释去。后来我就起了个念头，索性根据集中的问题做了个解释详细版，那以后就少有人来问这问那了。
拍片子时我靠闲聊和大多数拍摄对象成了朋友，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我曾花过几年时间拍一个为盲流儿童办学校的教师，片子拍得很糟糕，但和老师成了不错的朋友；片子拍完后，老师不知道犯了什么案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我的同事就说，其实老师本人是蛮好的，就是长期和我在一起，跟我学坏了。幸好后来他无罪释放了。
以前我一直拍那些正面、让人的良心得到净化的人物，后来就对有别于主流社会规范的人的生活有些好奇。我就经常去泡酒吧，认识了很多比较边缘的人。我是在1998年10月的一天，在酒吧认识了后来拍摄的那几个女孩。最初她们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大家成了朋友，再后来她们告诉我，她们是"小姐"。 我产生了给她们拍部纪录片的念头。
拍片既没有开机仪式，也没有封镜典礼，我也很难确切地说拍了多长时间。拿着DV摄像机和她们住了几个月，又断断续续拍了几个月，靠运气拍到不少真实的素材和故事。
在拍片时，我告诉我的拍摄对象都别把我当人看，我希望自己是她们身边的，一只熟视无睹的马桶。在她们需要时，可以向我倾泻。我和她们醉过很多回。和她们一起醉的时间，恐怕比我这辈子醉的次数还要多。但往往，我都能比她们晚醉一点，还能把她们扶回去。她们觉得我特别仗义。到后来，她们已经忽略了我这个每天拿着摄像机记录她们所有生活细节的电视记者的本来身份，在这短暂的时光中，我们是一家人，是朋友。事实上，我和她们已经相处很深，快乐、苦闷都是感同身受。 我很适应她们的生活。我们互相都教给了对方一些生活的道理。她们的人生更丰富了我对生活的理解。
我还有些意外的收获，比如跟她们学了不少牌技和酒令，这些至今在生活中都还常有帮助；她们也跟我学会了不回呼机的常用借口，以及如何在异性面前装腼腆的小技巧。片子里的男生梁磊还跟我学会了不少日常英语，他很爱说的一句是“let's make love（让我们做爱吧）”，这是我教他的“let's make love，not war”(让我们做爱，而不是战争）里的上半句话。
所以如果有观众看后觉得这部片子有些像情节片的话，那和我的技巧没多大关系，是她们的生活本身的模样。我只是拿了一个简单的机器，把她们生活中的部分时间剪辑了下来。
这部片子，我总觉得无话可说，也很怕一不留神说出来的是假话。就像我从没说过一声“我爱你”一样，很多东西一说出来就假了，很多话还没说就已经觉得假了，还有很多话本来不假的，说多了反而就假了。所以不想说。
但我觉得我拍的这部片子，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还不算假。我只是把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前后作了一些调整。因为我的能力还达不到把所有的素材串在一起，就能讲述清楚故事的境界。
关于这个片子，我能想起的就这么多，其他的，我觉得和我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两样。生活在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好像有一大堆道理要讲，我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只能花些精力和时间做了个片子，讲一个小小的道理：人和人彼此都是差不多的，你有的梦，别人也有。所以我不承认我拍的是部关于“三陪小姐”的纪录片，我只是拍了几个做“小姐”的女孩的生活，她们的生活如果剥离了她们的职业背景，和你我大家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通过《我不要你管》这个片子，如果我有三分的念头，想让别人了解我的所谓创作水准的话，那我更有七分的愿望，想让大家了解小姐这个群体的大致模样。她们的身份和生存状态往往使她们被视为异类，但实际上她们达到这个状态之前，可能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长的路；对于这一段历程，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没有经历过，批判这种生活并不困难，但是如果真正明白她的心理历程，你会觉得如果在这种背景下，你可能也会是这样的。做这个片子我觉得我并不能给她们带来什么帮助，我有时回想自己给她们讲的一大堆道理会觉得很可笑，因为那就像是一只生活在保护区里的熊猫给一只野外的狗熊讲如何生存的道理，所以当有许多人问起她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就像问我为什么喜欢美女一样，是不需要解释的。我只想，如果这个片子能让观众审视小姐的目光有一点点改变，也就不枉我和她们一起醉的那么多个夜晚。
对于现世的人，其实拍纪录片是个不错的职业，你可以和你的镜头一起体会各式各样的人生遭遇。许多人就只有一种人生，但你不同，你可以体验圣人，也可以体验妓女的生活。至于拍摄本身，我的感觉和谈恋爱差不多，我很享受过程，一旦成品出来，就对它失去了兴趣，所以两个月前，我过去拍的两三部纪录片的母带被人当废带洗掉了，到现在我也没去检查是哪几部，《我不要你管》好像不幸在其中。 我喜欢平凡的，带有生气的东西，对神圣的东西很漠然，一个东西一但被人奉为神，我就觉得很无趣，也很无聊，就像现在的DV潮流。所以我从没和做纪录片的人在一起认真地讨论过纪录片。我宁愿和他们一起聊一些搞笑的话题，我爱看到人们不爱看电视的一面。
我记忆很差，关于这个片子的自述，说的时候自己总有种被逼招供的感觉，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更愿意讨论关于一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如果有同道不小心看到这篇东西，可以上网和我聊这方面的东东。我有一个网上的作坊 http://www.badrose.com。
回想我从小到大读过的文字，起码有一半糟蹋了我的眼睛，这一次，也总算让我糟蹋了别人一回。

评述
一部纪录片和它记录的生活 （文/张亚璇）
对边缘人物或群体的再现是当前民间DV纪录片创作的一个主要焦点。镜头所朝向的，是那些处于中心地带不能被看到的人，他们是民工，是游荡者，是吸毒少年，是同性恋者——至于《我不要你管》，记录的则是几个三陪小姐的生活。叶子、杨红、杨红的男友梁磊，和一个绰号叫三温暖的女孩，是片中的四个主要人物。他们一起住在城市郊区某个租来的单元房中，故事就从这里开始；70分钟之后，人物先后离开了这个城市或不知所终——影像呈现了她们由秋至冬，在一个异乡城市的流落。但这样一个时间段落的季节特征在片中完全未能展现，因为这是一种在暗中的生活。人物只是在夜晚醒着，她们出没于夜总会、酒吧、发廊、歌舞厅——影片几乎所有场面都与白昼无关，夜与昼的分别，造成了两种生活的割裂，片中展现的，正是城市的日常生活景象之后，隐没的那一部分。它同时也是隐秘的。 这种隐秘来自于片中人物的特殊身份。她们在夜间游走，构成了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却从来不能被阐明。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那些发廊和夜总会的空间，是与他们隔离的另一个世界，活在那个世界的人，那些女性，就像被放逐的影子一样，没有灵魂，也没有情感。《我不要你管》以一种敏锐的触觉呼吸到了这些影子原本具有的生命温度，无论它是否能够修正她们被想像的形象，都至少在原生态的意义上，使一种经过了话语重重虚构的生活得到了部分真实的再现。
这种再现并未强调与人物的职业身份相关的那一部分。对于小姐的职业生涯，影片只做了模糊而有限度的说明。与其说这是拍摄的可能性问题，不如说作者另有企图——他更加关注的是他的拍摄对象剥离了职业背景之后，同样身为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女孩的那一面，她们挥霍无度的青春，她们的情感纠纷和遭遇，她们的希冀和所受到的伤害，以及这一切的由来。摄像机有机会深入到这种生活，同时也深入到了它所面对的人物晦暗难明的内心——那里有被照亮的渴望，所以杨红会把梁磊带在身边，同时也生长着一种难以索解的暴力和自虐倾向：当找不到情感的出路，三温暖在手臂上划下数条伤痕；梁磊喜欢上叶子，杨红失恋，她只能酗酒、抽烟、沉默，在另一个场景中，把燃烧的烟头按在自己手上。就像她们生活在其中的黑夜，如果不是影像的记录，也许我们想象不出，她们是那么年轻、那么激烈，那种任意地沉沦令人痛惜。 作者在电视台做编导多年，影片的画面具有一种经验性的稳定，如果不是出于特定的美学追求去摇晃镜头，其实稳定本身便能产生美感，可惜作为一项基本的技术指标，它还没有被许多使用DV的人掌握；人物所经历的故事由于结构上的起承转合显得有些跌宕起伏，作者说那就是她们的生活本来的样子——也许正是由于如此地不安定和没有着落，她们才那么过度地倚重情感，无所倚重，就成为暴力的宣泄。而无论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是多么激烈，他们都显得那样无辜，甚至是纯真——在镜头面前，我们看不到没有被伤害过的人。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片中竭力避免显示出任何道德或情感倾向。对于这样一种题材，能够做到不评判、也不同情并不容易。他与叶子、杨红等人相识在酒吧，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后来他住进她们租来的单元房，从而得以近距离地观照他所记录的人和生活。如果在朋友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中间有一种潜在的矛盾，那么《我不要你管》在拍摄双方关系的建构上，真正做到了旁观而不介入——这只是针对影像层面而言。具体的拍摄过程并不存在不介入的可能，尤其是他们就住在一起；有区别的只是介入的程度，它常常是作者在现场的取舍；影像所呈现的只是取舍后的结果，这个结果显现出拍摄者对于记录的态度。在《我不要你管》中，作者并未刻意隐藏或者暴露自己，但显然他并不愿意打扰这种生活；他的视角绝不带有道德判断的成分，因为在他看来，他和她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注视的目光里也没有同情，尽管片中大量的镜头使用了低机位——同情是一种权力，而生命之间并不存在谁比谁更优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记录就是冷漠的，只是相对于抒情，更重要的是让她们自我呈现。 与这种观看视角相矛盾的是，作者使用了画外音的叙述方式。它代表的角色也许是作者，但不是在现场的那个人；它超越了情境，成为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声音。经过主流纪录片大量的使用，这种话语方式附着了更复杂但无疑更具权威性的色彩。然而无论它代表谁，是否居高临下，最终都是一种代替他人说话的方式。《我不要你管》用这种方式对人物的背景、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生活进行了不间断地注解，它给了事件一个更加清楚的来龙去脉，但有时候构成了对现场的干扰；人物自己从而无法完全地言说自己，他们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于是他们只能被表达。在我看来，这构成了影片内在的悖论，也是一部独立制作的遗憾之处，因为对于一部纪录片，重要的不仅仅是它所说之物，而是谁在说话以及如何在说。
影片结尾，春节前夕，杨红和叶子带着她们的小狗，坐上了往家乡去的长途汽车。正像她们未卜的前途，影片留给人的空间印象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片中不断出现了城市的外景，楼房、立交桥、巨幅广告牌以及闪烁的霓虹灯火，但这一切在由南向北的每一座城市都触目皆是，它依然是一个无法辨别的所在；镜头还掠过了活跃在它的夜生活里更多无名的人们，他们都没有被确指，也许恰好说明了他们无处不在。

拍摄过程：和人物交往及事件发生的时间表
1998年8月。在酒吧间认识叶子她们。
1998年11月。搬进叶子她们的住处同住。
1998年11月到12月。开始带机子拍片，叶子她们慢慢习惯摄像机的存在，拍日常生活。
1998年12月。在一次对杨红和梁磊的劝架之后，和梁磊在外面住了一夜，慢慢成为朋友。梁磊开始告诉我他的过去。 1998年12月到1999年1月。深入拍摄，拍了很多生活里的冲突，她们已无视我的存在，能在离摄像机仅半米多的地方，面对镜头告诉我她们的过去。期间有太多的故事在三人中发生，“三温暖”经历了生活和感情的双重打击，杨红和叶子产生冲突，梁磊渐渐表露出喜欢叶子的意思。杨红越来越孤独。
1999年1月。梁磊和杨红摊牌，叶子并没有接受梁磊，杨红有轻生的念头，叶子离家外出。三人冲突加剧。梁磊担心杨红的意外，用撞墙来表示自已的后悔，不久离开贵阳回老家。
1999年1月到2月。“三温暖”对两姐妹的感情纠葛产生厌倦，搬出自己租房住。不久在一次严打中她和杨红都被抓进公安局。半夜三点杨红打电话给我。我把她保了出来。但没找到“三温暖”。
1999年2月。杨红她们没有再去夜总会，春节前我借钱给她们回家。一直在公安局找朋友打听“三温暖”下落。
1999年春节。我跑了近十天的公安局，终于在妇教所找到了三温暖，并在春节前一天将她保了出来。
1999年春节。陪“三温暖”一起做外科手术将她身上的疤去掉。
1999年5月。送“三温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