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元《北京杂种》：一次无力的宣泄

导演：张元

来源:北大在线　　　三角地

观看《北京杂种》实在是一次令人痛苦的经验，几乎让人无法抑制在90分钟内不断涌起的厌恶感。

在这部影片中，张元完全打破了线性因果叙事，将已然稀薄的故事情节瓦解成一堆杂乱的碎片，再通过肆意的拼贴展呈出生活的无序、混乱、迷茫。尽管我们还可以从那呓语般的讲述中勉强发掘、拼凑出一条情节线索，但从导演那语焉不详、刻意模糊的叙述和对影片叙事材料主观化的整合中所凸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压迫着导演及其片中人神经官能的空虚感。再这种铺天盖地的空虚感包围下，他们差不多完全丧失了抵抗力。于是这群孱弱的俘虏们只能将那迫人的空虚感极尽地发泄出来，转移到观众身上。正是在这股重压之下，急欲宣泄的强烈愿望使影片成功地将观众推进了空虚的汪洋中。

令人窒息的空虚感在影片中取得了凌驾一切的至高地位，导演所构筑的整个文本似乎仅仅只为了这一个主题而存在。导演以一个在喧嚣空洞的大城市里无所事事游荡的青年漫不经心的目光勾勒出一幅零乱错落的社会边缘文化写真。那些散落的、碎片化的个体生命经验并未折射出任何深度意义，而仅仅是对一种生存状态平面直观地反映。导演记录着他那一代人，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一特定圈层人的焦虑、躁动、愤懑、抑郁，但同时他也完全迷失在这种情绪中，或者说关于这种情绪的表达中。

在那些赤裸裸地直观生命虚无状态的镜头之后，已然丧失了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导演只是随性地让这种空洞厌弃的氛围从一个镜头弥漫到另一个镜头，最终使自己和影片主人公完全陷入精神溺水、无法拯救的境遇中。如果说存在主义的虚无还带有一份西西弗斯式的坚韧，一种冲破虚无之迷障的努力，那么在这部影片中虚无已经完全击垮了主人公，使他们迷恋、沉醉在虚无中无可自拔，无意进行对空虚之根源的考察，也无力去挣脱这种禁闭。于是历史意识被割裂，所谓“未来”也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剩下的惟有压倒一切的现实，一种悬浮飘荡的现实，导演企图追求的现场直击式的客观写实最终便沦落为对现实无动于衷的扫视和麻木不仁的认可。导演说影片中的人物都处在“寻找”之中，但实际上由于他对传达感觉而不是自我反思的过度迷恋，使他及其影片主人公毫无目标可寻，从而使他们的状态更接近于自我放逐的流浪。他们通过在封闭的自我空间里完成自毁式的精神流放，发表着个人对社会的决裂宣言。这种背弃只是更加深化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无力，最终把他们钉死在虚无的十字架上。这些醒着的梦游人因此显示出一种极度的贫血，即使是那些似乎代表了他们灵魂呐喊的摇滚乐也只是变成了这贫瘠生命的苍白衬底。那些咆哮与吼叫只不过是困兽绝望的嘶喊，完全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乏力。而整部影片也就和这些生命一样，除了虚无，还是虚无，一如男主角空洞的眼神。空虚可以成为他们所有过失行为的遁词，掩饰着他们的脆弱不堪。这种对单调地描写虚无这一叙述行为本身的迷恋削平了影片所有可能存在、尚未表达出来的深层意义，把深度体验完全转换成了浅层次的呢喃独白，不无矫情的倾诉。整部电影仿佛也只是创作者空虚情绪的一次快意宣泄，一次对观众近乎残酷的施虐——使观众分担他们肩上沉重的虚无，强迫观众倾听他们矫揉做作的诉说。这种感性发泄情绪过于浓烈，理性思辩态度极度匮乏使《北京杂种》成了一篇充斥着青春自恋的独语。

张元和他镜头前形形色色的城市边缘青年的这种空虚来自于对父权的拒绝，是一种摆脱束缚后的失重感。第五代影人从弑父走向认父，在叛臣逆子与忠臣孝子的身份之间辗转反复，而第六代电影认则更加决绝，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父”的存在，他们甚至不屑于采取“弑”这一行为，因为使用这一行为就已经先验地将“弑”之对象假定为一个权威。而张元和他的片中人是决意不肯认可于这个粗暴的文化代言人与秩序象征者，他们极其固执地将父亲排斥于这个自我的狭窄空间以外。于是影片中看不到任何一位“父亲”的在场，这是一场子代的狂欢。尤其是那些多次出现的摇滚演唱更成为他们狂欢的标志。当那些演唱场面被仪式化为一场场盛典，当导演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游离开、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完整地抒发那种酣畅淋漓感时，我们确乎感受到镜头之后有一双迷醉的眼。摇滚是他们的武器，但与其说它是攻击的武器，不如说它是自卫的武器。或许他们曾经意图以摇滚乐撕裂父之法、父之名的重重黑幕，但由于他们对父亲先天地拒斥，在影片中所呈现的这个自我小天地里父亲的缺席使他们的攻击失去了目标，趋于无效，从而自我消解了摇滚的颠覆性意义，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境地中。而摇滚似乎只成为避世的工具，使他们隔绝于外部那个由父亲发号施令的世界。他们试图回到那和谐的想象界中，享受着主客体统一的理想状态。或许可以说，摇滚乐就是他们揽之自怜自叹的那面镜子，诱惑他们在镜子中追寻他们被美化的镜像。在摇滚乐构造的封闭世界中，他们获得了富足。这种对俄底浦斯阶段的迷恋乃至倒退的强烈愿望使他们执拗地抗拒着父亲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宁愿蜷缩在一个极度个人化的小圈子里，守护着那份自由和尊严。他们的反抗最终都落为退避，痛苦化为了懦弱，保持住了一份假想的、自欺欺人的完满。 他们回避了与“父亲”的正面直接冲突，而只是以一种狷狂不羁的气势挤兑了父亲的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失却了定位自身的坐标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坠入一种真空状态中。

导演及其片中人的自恋与他们对父权的拒绝构成了一种同义循环，互相之间不断加强，把他们封锁在这样一个怪圈中，令他们无法从这一死循环中跳出来。这使得《北京杂种》成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挣扎，一次纯粹的发泄行为，那种赤裸的自恋和压倒性的空虚只能引起人深切的厌弃感，他们那创痛中的经验残片几乎已经无法再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应，而惟有一种在90分钟的碎片化视觉形象拼贴的轰炸下的麻木感。